商王帝乙的长子名叫启，因其不是王后所生，属庶出之子，所以没有被立为太子，而仅是庶子。他的弟弟受则是王后所生，视为嫡子。帝乙本想立启为太子，但王朝的太史官却极力劝阻，认为这违背了嫡庶之分，最终决定立受为太子，帝乙无奈遵从。 太史官在商朝的地位至关重要，他不仅负责记录朝廷的一切制度执行，还需要在王朝不按制度行事时进行劝谏。因为这些制度是由历代商王的先祖们一代代发展而来，后代必须遵循。尽管帝乙对启有深厚的感情，但他还是不得不按照惯例立受为太子，并将启封在微地（今山西潞城东北），后人称之为微子启或微子。 帝乙的儿子，纣，即帝辛，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纣天资聪颖，才智过人，身材高大，力大无穷，甚至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。他言辞锋利、口才了得，然而性格极为自负，常常不听忠臣的劝谏。他对美酒的喜爱近乎疯狂，经常进行长夜的饮宴。同时，纣极为贪玩，痴迷于美女和歌舞，性情残忍，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毫不手软，轻则致残，重则丧命。 帝乙曾多次征讨东南方的蛮族，虽然没有完全征服，但成功让东南一带暂时恢复了安宁，并征服了盂方，从而缓解了东部地区的冲突。然而，当纣继位后，他更关注自己的享乐与挥霍，一些王族贵族看到纣这样，也开始恣意奢华。而一些谄媚的臣子为了讨纣欢心，常常想方设法为他提供各种享乐方式。 纣嫌商都（今河南安阳一带）娱乐设施匮乏，又有祖先的宗庙和历代王陵常常举行祭祀，这让他无法尽情享乐，于是下令在商都以南的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建造了宫殿别馆，在商都以北的邯郸（今河北邯郸市）和沙丘（今河北平乡东北）也修建了离宫别馆，这些地方拥有宽敞的林苑和亭台。 纣常常带着美女歌姬和近臣往来于这些宫殿之间。在沙丘，他特别修建了一个庞大的苑囿，种植果树，饲养禽兽，类似于现代的动物园。为了满足自己对奢华的需求，纣大兴土木，耗费了大量的国库资金。为了弥补开支，纣加重了税赋，将重负转嫁给了百姓，并增加了属国的贡税，每年进贡的次数从一次增加到两次。许多属国难以按时进贡，纣决定召集各国诸侯赴黎地（今山西黎城）相会。 黎地离商都很近，纣早早就布置好会场，带领全副武装的商军到达。诸侯们到达后，看见戒备森严的场面，知道纣要举行阅兵。商代的正规军自武丁时代便训练有素，平日里也常随王猎猎，不仅是娱乐，也是训练。这次在黎地的阅兵，纣有意在诸侯面前展示力量，场面尤为壮观。 阅兵后，纣宣布要求各地根据本地情况增加贡税。面对强大的武力，各国诸侯不得不屈从。然而，东夷的首领却在会后悄悄逃回，拒绝进贡，宣布叛商。 东夷叛商令纣大为恼火，决心征伐东夷。为了筹集军费，纣再度加重了赋税，并通过武力威逼一些诸侯国进贡，无论是粮食、牲畜，还是珠宝玉器，纣一概要求。位于商王朝沁阳田猎区附近的有苏（今河南武陟东）国，由于贫弱无力按时进贡，也被纣视为叛逆，派兵进行征讨。 然而，有苏国无力抗衡纣军，他们便献出了族中一位绝美的女子妲己，希望借此与纣和解。纣见妲己容貌出众，便撤兵并免除贡赋，带着军队返回。 征伐有苏后，纣决定加大对东夷的进攻，率领大军向东南进发。东夷人方是纣的主要目标，然而他并不止征讨这一方，命令东方其他诸侯也出兵协助。最终，商军的大规模进攻让东夷部落屈服，商军留下驻军，并将战俘带回。 然而，纣的行为加速了东南地区的发展。商军驻扎在东夷地区多年，经济文化交流不断，商文化逐渐影响到东南，促进了当地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。然而，这一系列征伐也使纣过于疏忽了对西部周人的警惕，最终导致了周武王的反攻，商朝的灭亡。 纣王的暴虐统治使他在历史上臭名昭著。他的暴行集中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纵情享乐，宠爱妲己，后者的一切命令都得到纣的执行；二是他对大臣实行极刑，极端残忍，例如使用炮烙之刑，致使许多忠臣惨死。 在长时间的暴政下，纣的享乐逐渐逼迫人民陷入贫困，农田荒废，百姓无法耕种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。纣修建了巨桥储藏粮食，又在朝歌修建鹿台，用来举办奢华宴会，夜晚更是将宴会做成一场永无止境的纵酒盛会。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纣加剧了对百姓的压榨，任由谄媚之臣搜刮人民财物。甚至建造了大量奢华的仓库和宫殿，将民众的辛劳变成自己的享乐。而这些无情的压迫，最终导致了纣王的暴政遭遇民心的背离和社会的反抗。 当纣的暴虐行为激起了诸侯的反感，许多人纷纷离开商朝，投向周国。尤其是西伯姬昌，他多次劝谏纣，却始终未能改变纣的暴行。最终，西伯被囚禁，然而这并未击垮周国的勇气。周国的大臣们设法营救了西伯，并通过美人和宝物送给纣，使得西伯重获自由。 西伯回到周国后，向纣表示效忠，随即开始参与征伐和调解工作，为周国的强盛打下基础。西伯的回归标志着周国日益强大，而纣王的暴政也加速了商朝的崩溃。 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方式：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和周文王的仁爱宽厚。两者的鲜明对比，揭示了王朝盛衰的关键——是否能够赢得民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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